俞正声书记就上海党建接受媒体专访-国际云顶yd4008

着力制度创新推进实际工作

俞正声就上海党建接受媒体专访

( 2009年11月17日 )

转载自上海政府官方网站

一、着力于制度创新，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

　　二、干部特别要提升自己，解决“不适应”和“不符合”

　　三、千方百计解决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四、反腐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原则性

　　五、密切联系群众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好办法

　　六、应该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

　　七、敢于处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谨防“消极腐败”

　　八、改进学习，增加联系实际的比重

　　九、讲宗旨意识就要对群众有感情

十、突出党的作用，办好世博会

　　问：非常感谢俞书记今天接受上海主要媒体的联合采访。我们知道十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九届市委九次全会也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您能不能用比较简练的语言，帮我们概括一下这个《实施意见》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

　　俞：就四个字：制度创新。党的建设我们经常谈，你要研究四中全会的文件，要研究它在哪些方面创新了，有哪些新的举措、新的措施，要落实什么东西？市委的《实施意见》也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新的措施。有些老措施落实不好的，新措施就很难进一步地前进，但是有一些是针对目前的弊端提出来的。

　　一．着力于制度创新，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

　　问：您认为这次文件当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或者说您能否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解释这个文件？

　　俞：这个文件的内容很多，有一些东西是几年来的做法的总结和陈述，比如扩大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扩大党代表对全委会的监督，重大问题的讨论，全委会的扩大职权等等。

　　我想在几个方面是有所前进的。例如新时期怎么样做群众工作，这是有所前进的。新时期跟过去有很大差别，计划经济时我们城市的所有的员工都在一定的单位里工作，是单位人，农村嘛就在生产大队。那时政治思想工作是靠传达，靠报纸。新时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的流动性加快了，怎么样做群众工作，应该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新时期我们的利益分配差距扩大了，地区差距扩大了，利益的诉求强烈了，面对利益的诉求怎么做群众工作，这都要求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要有创新。

　　过去的东西要继承，比如领导干部要到农村、到工厂、到学校去了解情况，这要继承。同时要研究一点新的办法，比如我们今天请你们来，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面对面地回答，这个不是为了接受采访而接受采访,它是为了向群众讲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按这次文件的要求，就是要使领导更加直接地向群众阐述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及我们上海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举措，这样他就不是念稿子了。

　　比如说，新时期一些群众利益的冲突，怎么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做群众的工作，这是一个课题。在上海非常现实的，就是危棚简屋的动拆迁。危棚简屋，一方面居住条件确实太差，另一方面真正动拆迁起来，相当一部分住户他的要求高于我们动拆迁的一些政策。近两年，我们实行了叫做两次征询的办法。第一次征询就是动拆迁的意愿，必须绝大多数同志赞成；第二次是动拆迁的规则出来，必须绝大部分人签约。两次都必须70%以上，如果达不到70%以上签约，这个地区就不动拆迁了，至少是3年，我记得好像是3年不动拆迁。让群众之间互相做工作，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种方式。要从简单地靠政府去让他们动拆迁，到更好地变成群众希望的危棚简屋的动拆迁，群众没有这个意愿就不要搞，只有群众有这个意愿，大多数人有这个意愿，那才能做。

　　又比如说，对群众矛盾的调解，我们在市里文件写上了，要利用社会的力量做群众的工作。上海动拆迁上访的老户，是我们上访中的主要部分，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下访、领导包案等等。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领导的下访，比如我联系一个区，有些问题好处理，如纯属于部门之间扯皮，或者地区和部门扯皮，领导研究完很快地拍下来很快地解决了。而对于动拆迁的信访老户，他是多年形成的，解决这些老户的问题，光靠领导下去跟他们谈一谈，听听汇报，心里是没底的。

　　问：因为可能超过他的权限范围？

　　俞：不是权限，是你对情况的了解不可能那么深入。所以我们提出来，请律师介入动拆迁的信访老户的信访案件，要做评估。市委、市政府聘请了一些律师到几个重点区，对这些疑难信访的动拆迁的老案逐项地进行评估。这就要查阅各种文件，评估这些动拆迁的老户，他们的要求什么地方是合理的，政府的工作行为中间有没有纰漏、失误或者瑕疵。每一个老户要形成一套文件。这些律师工作得很认真，我们先搞一个区做试验，每一户都有一套文件。这些文件我都仔细看了，它把每一个案件的历史由来和现状都做了分析。开始有一些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请律师来是不是不相信我们？我的想法是，让我去解决这些疑难信访老案，我对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呢？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有时候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去做必要的判断。光靠领导是不行的，领导包案要看情况，对这种疑难老案要靠第三方的律师去做评估。现在我们重点抓的11个区评估基本结束了，这是做群众工作一个很好的方式。

　　总要探索一点新的办法，这算一条吧。今后会议的报道也要更多考虑群众从这个会议里需要听到什么，不要写一点干巴巴的原则话。每次会议实际解决那么一两个问题，这一两个问题是群众关心的，新闻报道要把群众最关心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写出来。

问：您刚才说要靠群众去教育群众，靠社会力量去解决群众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也有人提出来，一个城市的发展有时候需要用行政力量，赶快去办这个事情。长期协商，长期谈判，会不会减少或者说减缓行政效率？

俞：更多地探索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群众面临的一些问题的途径，那是不是政府放弃？我们说不是，很多情况下这么做起来比政府直接做效果要好。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行政效率呢？那要看什么场合。

　　要看两种情况。新时期的特点，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是要出纰漏的。新时期的特点要求更多地利用协商。我们政务公开是为什么？不外乎是让群众知道。知道了干什么？我们在一起广泛听取意见，在各种意见对比中间，各种意见的交流中间，形成多数人能接受的共识，这样事情才能前进。所以，新时期像计划经济年代那样行政一道命令就推进是不行的。

　　会不会降低一点做事的效率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建一条铁路，周围有些群众受到影响，他们要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有不合法但有一定合理性的，有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这几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他的要求合法合理的，必须满足他，哪怕造价升高你也得满足。他的要求不合法但有合理性，你必须给予适当的考虑。他的要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你得做他的工作。那会不会使进度减慢一点呢？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简单地从事，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带来的时间拖延是更大的。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是经济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有个社会和谐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是要和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和谐相一致、相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会对社会的结构，对社会的和谐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

　　问：您刚才强调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现在在上海，可能有许多党员都不是在原来体制的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工作。要加强党建工作，您认为该怎么做？

　　俞：你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党的组织活动方式要前进。在党的组织活动方式上，我们过去多年都是在单位管的，每个单位有党委，单位管的党员。

　　现在我们上海的文件提出来，党员要一个单位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东方电视台工作，你居住的居民小区，如果有一些需要你发挥作用的地方，有一些活动，那么恐怕你也应该参加一下。党员可能要参加多重的组织活动，比如说农民工，他的组织关系在农村的党支部，他到了上海就要参加上海所在企业的党组织的活动。这就是一方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

　　一个社区的组织活动，不是大家一块学什么文件，这是他单位的事情。大家可以一块讨论社区的事，有的事情通过手机和网络发点信息。社区的党员能不能一起建立一个谈心的地方，社区有什么要研究的问题，社区的党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甚至在网上讨论，都可以。组织活动的方式要多样。

　　二．干部特别要提升自己，解决“不适应”和“不符合”

　　问：您曾经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走了很多地方。您2007年来上海，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我特别想知道，在您眼里上海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

　　俞：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地方，是我们党的诞生地，是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地方，上海的党组织是好的。

　　前些日子，报纸上报道了一位徐素珍同志。她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后来是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她老伴也是一个老同志，两个人相约去世后把所有财产都作党费交给党。她生前交了大概七八十万，后来把房子卖了又交了七八十万，一共是150多万。徐素珍同志代表了我们上海很多党员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的一种品质。

　　我在参加老干部活动时候，我们老干部局几个同志跟我介绍过一个老干部，我记得叫方耀雄。他是四几年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同志，捐了100多万给希望工程。我们上海的党员是好的，党的队伍是好的，陈良宇的案件代表不了上海的党组织。当然，我们上海的党组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有一个在新时期怎么样提升自己，解决不适应和不符合的问题。

　　问：您认为不适应在什么地方，不符合在什么地方？

　　俞：不符合嘛，主要是党的宗旨方面，有的人背离党的宗旨，像陈良宇这种情况。这两年来，纪委立案查处了局以上干部17名，说明这个腐败现象仍然是很严重的。还有一些不正之风，还有一些党员斗志衰退的情况，这都是不符合党的宗旨的行为。

　　不适应的情况就多了。什么叫不适应呢？新时期对干部提出了很多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对问题的见解、我们推动工作的魄力，适应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这方面有很多的差距。一般地讲，不适应是绝对的，就是永远都有不适应的问题，不同时期不一样；适应是相对的。对上海来说，不适应的问题突出的恐怕是在处理社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的要求，比如说对矛盾凸显期估计不足。矛盾凸显期肯定有很多凸显的矛盾，什么时候可能发生，发生在什么层面，我看我们是估计不足的。像去年年初的磁悬浮，当然它是一个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但是一部分群众会反应这么强烈，我看我们是估计不足的，我说的我们包括我。

　　我在湖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上海前进到一定程度了，这种矛盾很容易凸显出来。这以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风险评估办法，就是对重大工程和重要政策进行风险评估的办法。

　　所谓风险评估，就是在我们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实施之前，对群众可能有什么利益诉求要做评估。这些利益诉求中哪些是合法合理的，你必须要考虑进去；哪些是不合法不合有关规范，但是有他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你一定要考虑这合理的因素；哪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你要考虑怎么做工作。我感觉我们虽然出台了一个办法，很多同志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确实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要把社会成本打进去。所谓的社会成本，就是你这个事情对群众利益有影响，按政策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现在打没打？也打进去了。打得够不够？是需要研究的。

　　问：如果一定要计算这样的社会风险度，会不会有一些干部就干脆考虑别干了？

　　俞：这个社会成本，或者说是群众利益的补偿，没打进去是错的。打进去之后你觉得干不了，干不了就不要干。群众利益没有得到补偿，你的工程怎么能做？做不了就不要做。这恐怕是一个我们不适应的问题吧。

　　第二个不适应的问题，就是依法治国的方略、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这都是中央提的，我们恐怕有认识不足的问题。最明显是最近的所谓的“钓鱼事件”或者说“倒钩事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某一个人突然想起来要采取这种办法，而是我们在这种执法中间实行的那个叫做有奖举报的制度。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必然地会产生职业举报人，利用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来挣钱。我们在实行这个有奖举报制度的时候，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评估一下这种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没有认真地加以审核，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治观念的不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还有一条，就是对社会性的事件，或者叫做公众事件的及时应对重视不够。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公众事件有它的特点，跟过去不同了，来得快，很集中，而且很多情况下直指政府而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能够及时发现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但如果应对不及时，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

　　公众事件怎么应对呢？第一恐怕要快速反应。你总要有一个说法。重大的安全事故出来要快报事实吧，对政府的重要的批评要快速反应吧，是对是错，或者对政府提出的问题你总要回答吧，不能回答你也要告诉：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好，现在不能回答。第二要实事求是，第三要重在制度。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以前讲过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像闵行那个倒楼，我觉得处理是好的。事实报得很快，原因报得很慎重。我曾经催过我们建委主任几次，你这个原因怎么还不报，他说专家们要计算；第二次我问怎么还不报，他说专家们还要化验，现场取样化验；完了又问他，说专家们要做一点实验。我记得大概是一周左右公布的结果。像这种科学的问题，就要由科学来作结论，不能用长官意志，也不能迎合舆论。对事实的认定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看风向放风筝，不能当气球随风飘，哪怕有人指责你，你也不能赶风头。

　　三．千方百计解决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问：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发生一起处理一起呢，还是要建立一整套的机制呢？

　　俞：制度性的错误就要用制度性的措施来终止它。一个事发生了，人的处理是必要的，责任人必须处理。但人的处理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匆忙，也不能迎合。如果事一出，领导很愤怒就处理得重，或者说舆论对它谴责很重就处理得重，没人注意就处理得轻，这个不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更重要的不是人的处理，而是制度的问题。拿“倒钩事件”来讲，就是制度的问题。

　　闵行这个倒楼事件，制度出在什么问题上呢？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我们上海的问题，房地产资质跟中央公布的资质管理比，严格程度不够。更重要的一条，这条恐怕是全国性的，就是我们的工程监理，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形有，但是形同虚设。这是为什么呢？工程监理与业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业主招标来的，他的款是业主付的，监理单位很大程度上要考虑业主的意见和看法。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

　　第二个制度性的缺陷，就是工程监理招标包括对监理收费进行招标的，除了资质，除了他的能力，很重要一条是收费。监理的收费应该是按他的工程量的比例来收费，如果监理收费也招标，他就要拼命地揽业务量，否则他的收入要下降的，优秀人员很难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这两条，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是我们工程监理形同虚设的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解决制度性的原因，单纯就事故谈事故，就事故谈人，今后还会发生事故的。所以我讲处理这种公众性事件，其实不只是公众性事件，包括我们很多的重大事件，第一条要快速应对，第二条要实事求是，第三条是重在制度。一定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

　　四．反腐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原则性

　　问：党建工作中反腐败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前一段时间上海也出现炒房处长的案子。在上海反腐败工作中，您认为目前最要加强的是什么？

　　俞：反腐败工作，反腐败斗争吧，形势很严峻，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查处了很多案件，建立了很多制度，但形势依然很严峻。近两年，我们纪委立案查处的局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100多人，有些案件是恶劣的，也是惊人的。当然现在有些案件还没有正式移交，但初步查明的有些案件是惊人的。也有的人，在查处过程中曾经企图外逃，因为我们纪委事先早有估计，及时地防止了他的外逃。所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制度，建立惩防结合的体系。这不单纯是纪委的事，是我们很多部门的事，如土地、规划、工程招投标、资金的拨付等。除了靠制度的严密，更多的是要靠公开和群众的监督。

　　另一方面，这次全会上，我在讲话里特别强调的是要增强原则性。查处案件固然重要，而有些案件为什么会从小发展到大？这和我们一部分党组织的软弱涣散是有关的。换句话说就是原则性不强，见到错误的事情不制止，对一些错误的东西、错误的现象不斗争，愿意当老好人，不愿意得罪人。这导致了一部分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

　　什么叫原则性？原则性就是党章规定的任何党员不能谋取法律和政策规定以外的权利和特权，不能享有这些特权。那么当有人有这些特权的时候，或者有违反这些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地制止他？有一些事情他是在暗中做的，但是不可能没有一点风声，有风声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

　　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两年，在干部的使用上，规范了“带括号”的干部的任命，就是说“副局长（正局级）”这种现象必须规范。按照规定，只有个别岗位，可以“带括号”，比如说市级领导担任部门的主官，如统战部长，他的副部长可以是正局级。另外一种情况，原来做过正局级的干部到了副局级的岗位上，他还保留正局级。除此之外，不能够随意地说哪个干部他工作不错给个正局级吧，这种情况我们把它规范了。另外，公务员到企业去，你要拿企业的工资，你退休就必须退在企业。组织上派你去，你就要做出选择：继续拿公务员的工资，以后就能回到公务员的队伍；不能说到企业就拿企业的工资，我退休了再回公务员队伍，这是不行的。这两年把这两个问题规范了。这就是个原则的问题，看你是不是按原则办事。

　　要按原则办事啊，从制度层面按原则办事。比如说，津补贴，国家有规定，市里有规定，必须按国家的规定执行，单位不能用自己的钱，或者从底下刮来的钱，或者用罚没收入和收费的收入发津补贴，这是明文规定的。如果发了就要处理。那么这个制度你执行不执行？我听说有的单位还在滥发津补贴，这个事情就要查处。

　　再比如说住房问题，上海住房改革市场化推进得比较好，对公务员没有采取享受经济适用房的办法。因为经济适用房是面向全体市民的政策，公务员不应该享受这个特权。有的同志提出来，我们上海房价很贵，公务员住房困难，这是个事实，是个现实。但大学有困难，医院也困难，工厂的工人也有困难。面对这种困难，我们应该谋求一个全市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不能给公务员执行特殊的政策。

　　我刚才讲的要有原则，首先是制度的层面要有原则，要按规矩办事。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可能会丢掉一点选票，但是如果一个城市，首先在公务员和党的队伍中间不讲原则，这种不讲原则的风气就要泛滥，在其他方面有些干部也就会丧失原则，最后沉沦到犯罪的地步。所以首先就要讲原则，这是上海干部作风建设、反腐倡廉要坚持的。

　　讲原则，对错误的事情就要批评。我们开市里大会，我不敢说每次，多数都要批评一些现象。这种批评，主要是讲事。我在国务院建设部工作的时候，朱总理开会经常批评，我也被批评过几次。被批评是对你的信任。批评有什么好处呢？公开地批评某种现象，是表明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大家是个警醒，并不是说跟某一个人过不去。但是现在有一股风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做和事佬，这种风气对于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提倡风清气正的环境是不利的，是一种危害。所以能不能在制度上坚持，能不能对错误的现象进行批评，是原则性的重要内容。

　　还有一条，听到对干部一些作风的反映时要跟干部谈话。干部有些作风情况的出现，总会有些渠道反映过来。有的是人民来信，有的是大家的议论。听到这种情况，你负责的这个班子要跟他谈话。比如说我负责市委常委这一块，我是市委常委的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我听到常委的一些情况，就要跟常委谈谈，有些什么反映啊，情况有没有啊，没有你要注意啊，要有的话就把这个情况改掉。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都能够认真地把群众的反映反馈到当事人的耳中，争取让他心里头能够接受，我看很多干部的毛病在小事上就遏制住了。

　　讲原则，最后一条就是该处理要处理，不能手软。处理指的是腐败案件。对于工作中的失误，要宽容，要鼓励他去闯、去冒；干部的管辖范围内出了某些问题，如果他没有直接责任，更多的是要总结怎么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但是对腐败分子不能宽容，要有一件严肃处理一件。

　　我们反腐败最重要的是要提倡原则性。不讲原则，软弱就必然导致涣散，软弱涣散将导致党的灭亡。

　　五．密切联系群众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好办法

　　问：推进党内民主，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内容之一。上海在推进党内民主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俞：上海近几年来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全委会对常委的询问和质询的制度，党代表的提案制度，这都是扩大民主的措施。我们在全委会上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底要对这一年新任用的干部，进行满意度的测评；我们今年在后备干部的推荐中采取了两轮推荐方式，根据民主推荐的结果确定后备干部，这都是党内民主的形式。

现在的任务，我看首先是要落实这些制度。党代表的提案制，我们要找到方式和方法使代表的提案能够落实。在这次全会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来，党代表也好，党政机关的干部也好，最好有一个联系居民区的制度。这个没有写到我们的决议中，但这是个很好的建议。过去我们党代表的产生，很多都是以单位的形式产生的。单位当然很重要，现在群众居住的社区，也是很关键的。

　　在社区里吸收群众的意见，然后党代表把群众的意见通过提案制度反映到市委，市委把这个提案交给有关单位的党组织进行研究并给予答复，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办法，也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好办法。

　　基层单位的公推直选，这是更大范围扩大民主的形式。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干部公开招聘的力度，实行差额推荐和差额表决的制度。差额选举、差额表决在人代会、党代会上有，那么在日常干部使用中，在某种某些情况下，能不能实行差额提名和表决的办法，这个是需要研究的。总之，在党内民主方面，当前第一是要落实现有的制度，第二是努力在党内民主方面，通过创新，比如说差额表决和其他的一些途径，使党内民主进一步地扩大。

　　六．应该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

　　问：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互联网新媒体作用越来越大，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人说对网上信息一定要反应快，绝对不能慢，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意表达；也有人说，如果处处、事事都要看着互联网做的话，就什么都别干了。

　　俞：这两句话都对。网上七言八语都有，网上是虚拟的天地，又不用真实署名，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假的真的，真真假假都有，这要靠你判断。对舆情要判断，不光是网络，对报纸也是要判断。报纸中间真真假假也有，为了追求更多的发行量，把一个事情不做深入的调查就报道出来，这个也很多。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判断，要把可能对上海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关系重大的舆情找出来，加以反应。当然这个判断光靠我们个人不行，得有一个机制。

　　问：作为记者我们也发现，有些干部对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包括舆论监督事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经常拒绝采访。

　　俞：拒绝采访我也有，有些事你采访我，我也不能跟你讲。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浦东和南汇的合并，这是我们去年9月份开始酝酿的，我和韩正同志酝酿的。酝酿以后就组织了很小的班子，研究听取意见，然后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人大政协领导还有其他有关的领导一起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温总理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在陪同参观的时候口头汇报了一下，温总理表示支持。你当时要采访我这个问题，我不会跟你说的。为什么呢？你要问我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有也不行，说没有也不行。因为一说有，一传出去，两个地区的干部的思想就会有动荡，不利于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我说没有，等于骗你。我不置可否，无可奉告，那肯定是有。所以像这种情况，就很难接受你的采访。再比如迪士尼，中央批准以前不得对外公布。你那个时候采访我迪士尼的事，我只能打个官腔。我想你们记者也不高兴，跟我打什么官腔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不希望采访，他也有他的道理。

　　但是很多时候，他是怕讲错话，怕受到舆论、社会各界的指责，受到领导的批评。怕讲错话，官员他有他的难处。

　　官员们、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回答错了不要怕，你又不是圣人。增加这种能力难免有错，言多有失啊，这是难免的。不要怕嘛，谁也不是圣人，老百姓也没有把你当圣人，你也不要把自己当圣人。你讲就是了，讲错了，下回别这么错着说就完了，有机会再更正就完了，没机会就算了，让老百姓骂你，骂你就骂，你讲错了嘛！

　　问：有您这样好心态的人可不多，也许您是市委书记。

　　俞：不是，你要把这些事情看透。这人呐，把你的地位啊、名声啊这些东西都看透，“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

　　七．敢于处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谨防“消极腐败”

　　问：政府部门有些想法和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但是老百姓依旧有怨气。

　　俞：这个有怨气很正常。

　　问：您觉得也很正常？

　　俞：那当然,我出行交通不好，天天堵，我没怨气吗？那没怨气才怪呢。

　　问：有没有官员自己抱怨的？

　　俞：那当然也有。他开着车，除非是管修路的人他不抱怨，不管修路他肯定抱怨。我们有时候被堵在路上也抱怨，这个路怎么搞的，这么堵，警察跑哪去了。其实交警已经很努力了。

　　问：但是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觉得自己受到委屈，我本来是给你做好事，你却这样抱怨我。

　　俞：这个难免的，政府总要受人抱怨的。政府工作总有缺点吧，政府做的工作和群众的希望总是有差距的嘛。你就是财力很雄厚搞得很好，还会出现新的矛盾。这个时期是矛盾凸显期，群众抱怨多，我们很多矛盾聚集在一块；又是快速发展期，快速发展肯定会产生很多矛盾。所以这个期间产生很多矛盾是正常的，群众有很多抱怨是正常的。即使这个时期过了，群众也会有抱怨，我们还会有新的问题。所以对于群众抱怨，政府工作人员要正确对待，要研究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怎么样把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

　　问：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不做最好，因为他没错。这样的问题……

　　俞：也会有啊。这当然也是宗旨意识不强的一个表现，这个消极本身也是一种腐败啊。

　　问：对，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消极腐败”。

　　俞：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出了问题，首先要找制度因素。制度性的问题不要过多地责备干部，处理制度性的问题不要单纯，是他的责任你查他，不是他的责任不要查他。第二，领导要承担责任。出现这些问题，首先是我们领导不适应，不能怪底下干部，当然他们也有不适应的，不是说他们没有不适应的问题。第三，我们用干部的导向，总是要支持鼓励敢于处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也敢于面对媒体的干部吧。

　　八．改进学习，增加联系实际的比重

　　问：这次九届市委九次全会提出要创建学习型政党，您本人也谈到要加强党员干部学习的针对性。我想知道，针对性主要针对什么？

　　俞：我们的学习要改进，要往哪儿改进呢？党校的学习也好，中心组的学习也好，要围绕重大政策、重大的事件、重要的舆情，甚至包括某些重大的工程。党校的学习，要围绕这些问题增加比重，也就是说要增加联系实际的比重。理论要学，但理论学习和实际不发生关系，这个理论学习就是空洞的。所以党校的学习怎么增加联系实际的比重，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切实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问：我也知道俞书记经常会给上海党员干部开一些书单，您最近在看一些什么书？

　　俞：我前些日子跟大家推荐《解放战争》这本书，王树增写的，市场上发行的只有上册，下册还没有出来。上册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持，到了舍家支持的程度啊！那么一场战争，需要修工事，几十万张门板，把自己家的门板拆下来修工事。那本书上讲，许世友同志身上一直有一封胶东人民给他的信，讲的是还乡团回去以后怎样屠杀老百姓，老百姓怎么样盼望解放军。就是这么样一种军和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现在有很多困难，有时候看到一些丑恶现象，心里也很愤怒。看这样一些书可以增强力量、增强信念，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我也推荐过一些别的书。有一本书讲经济危机来了，你不要搞什么刺激的政策，相反企业该破产破产、工人该下岗下岗。他说经济中的问题会自然解决掉，会产生一个更加良性的经济。他说罗斯福的新政是错的。我也推荐干部们看看。这个观点当然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他的思索方式，他考虑问题的方法，了解一下总是有好处的。真理嘛，总是和错误相比较而产生的。你不了解错误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你怎么知道真理啊？你总得想，他的观点为什么错，错在哪？你才能够坚信某一种真理的正确性。这种书我也推荐过。

　　九．讲宗旨意识就要对群众有感情

　　问：您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吗？

　　俞：动感情，这看你指什么了。

　　问：比如说，今年1月14日您在政协曾经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媒体广为转载。您说房价不能再涨了。

　　俞：对。

　　问：当时有很多人说俞书记说这个话感情性太强了。

　　俞：对群众总是要有感情吧，我看这是基本，这是理性的基础。如果对群众没有感情，那种理性就谈不上。我刚才跟你讲那本书的例子，它是主张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工人要下岗。你说他理性不理性啊，他有一大堆的道理，但缺乏了一个基本的基础，对工人群众的感情给扔在一边了。所以我们在讨论房价的问题上，要有理性，它是取决于市场。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感情去调控这个市场呢，还是认为房价越高越好呢？这是取决于我们的宗旨意识。我不认为房价越高越好，虽然在有些地方、有些区域可能短期内是要涨的，但是我们的政策导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使年轻人有房住，这是我们的政策导向。如果忘了这条，从理性上也不行。为什么呢？上海的发展取决于人才，如果你房价高昂得让人才都不来了，你上海有什么希望啊？所以这不单纯是一个理性和感情的问题。理性中间有它的基本立场的判断，就是宗旨意识的判断。

　　这个问题很难。那边是非常漂亮的高级公寓，这边就是很破烂的危棚简屋。上海的房价很高，问题怎么解决？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手段，行政命令不起作用，它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怎么调控需求？保障性用房，经济适用房，我们今年是加大力度了。另一方面光有经济适用房也不够啊，很多人他的工资高于那个门槛，商品房他又买不起。我们今年虽然推出了单位租赁房、农村租赁房等等，真正落实还有待时日，所以住房上要有个系统的考虑。我跟韩市长商量，明年开始定“十二五”规划，住房是个大问题。住房要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的蓝本，使老百姓清楚，使开发商清楚，使各区的领导清楚。

　　十．突出党的作用，办好世博会

　　问：现在离世博会还有一百多天，如果对全市160多万党员做一个动员的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俞：人人尽责！因为世博是关系到今后上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它不是单纯地完成中央一个任务，筹办世博的过程是凝聚人心的过程。世博是中外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人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的重要场地。为了贯彻中央的意图，我们商量了还是要扩大宣传。我们要改进我们的工作，总是要扩大跟百姓面对面的沟通能力，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一种负担。不光是市委、市政府，我们各个局都要增强这种能力。

　　问：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办好世博，关键在党”，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俞：世博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安保的困难。6个月加上开始和结束，要搞7个月，安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客流量，安全问题很难啊。又比如说园区的秩序，这么多人涌进园区，园区秩序怎么保障好？还比如说来上海的人很多，交通怎么管理？困难很多。

　　安保的问题关键是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的基层组织，我们的街道，我们的社区，通过各方面把这个街道所有的单位能够组织起来，党员都能充分发动起来，安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任何安全事件都有事先的征候，人员的来往、旅店的管理等等，都有事先的征候。只有我们全都发动起来，安全问题才有最根本的基础。秩序也一样，上海有160万党员，7000万左右的观众中间，上海至少有1000多万吧。如果我们上海的观众在园区里主动地去遵守秩序，并且维护秩序，谦让有礼貌，我看园区的秩序就能前进一大步。从根本上，我们各级政府都是党委领导下，党委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保证世博的运行，所以要突出党的作用。

　　问：您平常接触媒体的机会好像不多，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以后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俞：肯定会有。扩大领导通过媒体直接跟群众交流的能力，这次写到了我们《实施意见》里，这是我们的方针。这方针的实施，要请我们的市长们更主动一点。我今天带个头，你们跟韩市长要提，跟有关的副市长要约，光世博这个采访的主题就一大堆。

结束语：好，最后我再向俞书记发出邀请，希望您能够有机会再次接受我们采访。谢谢。